怎么做到心如止水,怎么做到悲悯? <#21---->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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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名教风范

先秦时期,学派林立,百家争鸣,各家各有其理想人格,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“以仁存心”的君子,道家的理想人格则为与道俱适的“真人”。西汉以后,随着儒学定于一尊,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,儒家的理想人格也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想人格。但理想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,人格的形成受着社会条件的影响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,理想人格也就不得不发生变化。在理想人格的发展过程中,有通有变。通,就是继承;变,就是变化。通中有变,变中也有通。纵观中国历史,理想人格的发展,有继承,有变异,也有异端,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。

公元前202年,刘邦在击败项羽后于汜水之南即皇帝位,建立了汉王朝。与前代相比,汉代社会有许多显著的特点。一是建立了稳定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。在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,一直是群雄割据,互相征伐;秦统一中国后,仅二世而亡,统一的局面仅维持了10余年,又陷入战乱。汉王朝则是一个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、国力富足的强大封建国家,在较长时期维持了稳定的大一统局面。二是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,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。三是加强了思想控制,由先秦的百家争鸣、秦代的“独任法术”、汉初儒道名法并存,到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四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的确立。这些社会特点的产生带来士阶层地位的改变,引起思想观念的变化,社会理想人格也因而发生变化。

战国时,士人有着相对的自由,较少依附性。各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,争霸中原,争相延揽人才,因而士人有较多的选择自由。不少士人奔走于各国之间,朝秦暮楚,或为行其道,或为猎取功名利禄,择主而事。苏秦、张仪之流自不待言,就是儒家宗师孔子也为推行儒道而周游列国。各国君主都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,而士人对国君却往往能显示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。孟子对君主权贵们的态度是:“说大人则藐之,勿视其巍巍然。”从《孟子》一书中可以看到,他对梁惠王等国君,都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“王者师”的派头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载:颜斶见齐宣王,竟很不客气地大声呼唤宣王:“王,前来。”齐宣王觉得他太过分了,质问他:“王者贵乎?士贵乎?”颜斶傲然回答:“士贵耳!王者不贵!”还加上一句: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坟。直至汉初,士人还有一定的选择自由,当时诸侯国和朝中权贵都有养士之风,这里找不到出路,还可以换个地方。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加强,诸侯国地位的削弱,朝廷又禁止权贵们养士,这种选择自由越来越小。国家已是大一统,真正成了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“买主”只有皇帝一家。按汉代选官制度,通经才能入仕。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,就是以治《春秋》入仕而拜相封侯的。“遗子黄金满籝,不如一经。”这条“禄利之路”,引得天下士子“靡然向风”,弃百家典籍于不顾,纷纷研读儒家经典,并按儒家的要求即纲常名教,养德修身,规范自己的言行。

名教,也叫礼教,它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,用以定名分、别尊卑的社会道德规范。三纲五常中,最重要的又是三纲。三纲不见于先秦儒家典籍,最早由董仲舒提出,他说:“天子受命于天,诸侯受命于天子,子受命于父,臣受命于君,妻受命于夫。诸所受命者,其尊皆天也。”又说:“王道之三纲,可求于天。”君、父、夫对臣、子、妻有绝对的支配地位,并认为这是“天之制”,是宇宙万物不可移易的法则,因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。这与先秦儒家的观点,有很大的不同。先秦儒家虽也认为,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妻的人伦关系中有尊卑的区别,君、父、夫处于支配地位,臣、子、妻处于服从地位,如孟子就说,妻对夫要“无违”,“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也”。孔子也说,子对父要孝,要“无违”。但这种服从是有条件的,孔子说:“事君尽礼。”在解释子对父要“无违”时他说:“生事之以礼,死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。”这就是说,双方都要受“礼”的约束,都要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,要做到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君有君道,臣有臣道,父有父道,子有子道。一方履行了道德义务,另一方才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,“君使臣以礼”,臣才“事君以忠”。若一方失其“道”,则另一方也不必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。孟子说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,就体现了这一点。在先秦,强调单方面服从的是法家。《韩非子·忠孝》云:“臣事君,子事父,妻事父,三者顺则天下治,三者逆则天下乱,此天下之常道也。”但韩非又认为,君臣、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,是“以计合者也”,还没有将这三种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单方面的服从,解释成天然合理、万古不变的天理。

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后,使纲常名教系统化、法典化的是《白虎通义》。东汉章帝建初四年(79年),汉章帝在白虎观亲自召集、主持会议,讨论五经同异,并对讨论的问题亲自作了裁决。讨论的结果由班固等编撰成《白虎通义》,刊布后遂成为东汉一代的国宪。《白虎通义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三纲五常。它说:“三纲者何谓也?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也。……故《含文嘉》曰:‘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。’”并以天道证人事,对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作了神学化的解释。这样,《白虎通义》不仅使三纲五常系统化、定型化,更重要的是使三纲五常成为官方的伦理道德准则,标志着“名教”的正式确立。名教的产生,适应了当时大一统国家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,对稳定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随着封建社会由上升走向衰落,名教越来越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腐朽统治的思想镣铐,本身也日益显得荒谬,从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君父,到宋儒说的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、“天下无不是的君”,乃至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,名教遂成为“吃人的礼教”。

汉统治者对士人一方面以利禄引诱,另一方面则加强思想钳制,许多士人往往被加上诽谤、“非圣无法”,甚至“腹非”等罪名受到严厉惩处。这样,利禄在前,斧钺在后,士人不得不乖乖地入其彀中,作“名教中人”,不得不按名教规范塑造自己,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汉代也不得不因之而改变。可以说,汉代的社会理想人格,就是具有名教风范的儒者。

这一点可以从选官标准看得出来。汉代以察举取士,科目有孝廉、茂才、贤良、文学等等。据《西汉会要》与《东汉会要》,两汉从儒科入仕的标准是:孝悌、敦厚、质朴、逊让、清白、直言、廉正等等,各科与各时期侧重点各有不同,但一般都包括孝悌廉正、敦厚质直的标准,如果再加以概括,就是忠孝和敦厚。这个标准体现了名教的要求。

名教的核心是忠孝,“君臣父子,名教之本也”。汉代标榜“以孝治天下”,两汉皇帝除高祖和光武帝,谥号中都有一个“孝”字。“以孝治天下”,意味着“孝”已由单纯的道德规范变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准则,“孝”在汉代被政治化了。由于“孝”是两汉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,有孝行者可以做官,因此出现了许多孝义之士。如申屠蟠,9岁丧父,哀毁过礼,服孝期满后,还10余年不进酒肉,每逢父亲的忌日就三天不进食。他出身贫寒,受人雇为漆工,处于社会下层。但因以孝闻名,当时的名士郭泰、蔡邕对他都很器重,与他交结。州郡几次征辟他为官,他都推辞不就,后入太学,跻身于士大夫阶层。因以孝行可以入仕,所以出现了许多矫情造作的“孝子”和沽名钓誉的假孝子。汉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,还因为“孝”与“忠”有密切联系,可以“移孝于忠”,遵守孝道就能事君以忠,居官则忠于职守,作战就勇敢无畏,所以说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”。忠,即忠诚,忠信,原指一种道德品质,并非特指臣对君的伦理原则。《论语》“为人谋而不忠乎”的“忠”,就指的是与一般人交往中的道德原则。“臣事君以忠”,是说拿“忠”这种道德去对待君主。而且,君主也要“忠”,要“忠于民”。战国以后,“忠”才逐渐用以主要指臣对君的政治伦理原则。而到了汉代,“忠”则成了“君为臣纲”,指臣下对君主的无条件、单方面的服从。但汉代的“忠”也表现在臣对君的谏诤上,在选官标准中就有“直言极谏”这一条。进谏是为了皇家社稷的长治久安,所以也是“忠”。而且,进谏还要有原则,这就是“忠臣不显谏,欲其由君出也”,要“善皆归于君,恶皆归于臣”。这就是说,不要去伤皇帝的面子,不要显得自己比皇帝还高明。两汉历朝都有直言敢谏之士,不少都因直谏而被贬、下狱甚至处死。如东汉光武帝以造作符命起事登帝位,所以大力宣扬讖纬。儒者桓谭认为讖纬不符合儒家经典,向光武帝进谏,光武帝大怒,反骂他“非圣无法”,要将他处斩。桓谭叩头出血,才得以免死,仍被贬为六安郡丞,在赴任途中病死。而不“显谏”者,就往往受到皇帝的宠信。如西汉石建,官郎中令,每当有言进谏时,总是避开人,私下向皇帝进言,而在朝廷之上,当着百官,却一言不发,好像不善言辞,因此得到汉武帝的尊礼。

以忠孝选官,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,其理易明,而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标准,这就是要选拔敦厚之士。历朝关于察举的诏旨,差不多都提到这一标准。在诏令中与敦厚连文的还常有“质朴敦厚”、“敦厚逊让”、“敦厚质直”等。可见,这一标准要求被选拔者必须温和朴实,不露圭角。这一标准的反面则是敢作敢为,敢怒敢骂,才华横溢,锋芒毕露。这正是先秦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特点。翻开先秦典籍,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,包括儒家在内,无一不是机敏而才华外露,滔滔善辩。至汉初,世上所重还是这样的士人,如陆贾、贾谊等。中叶以后,风气大变,重鲁钝不重机敏,重木讷不重辩给,重逊让不重进取,重酝藉不重发露。一言以蔽之,就是重温厚朴质。如东汉桓荣,以欧阳尚书入仕为议郎。一次,欧阳尚书博士这一官位出缺,皇帝想任命他担任,他却谦让说:臣经术浅薄,不如我的同学彭闳与皋弘。光武帝仍任命他为博士,而以彭闳、皋弘为议郎。有时光武帝亲临太学,召集诸博士讨论经义并开展辩论。桓荣则身着儒衣,温文尔雅,态度恭敬,含而不露,一派醇儒气象。在辩明经义的时候,他不是以言辞论辩胜人,而是以礼让使人折服,使众儒自感不如。一次在宫中集会,光武帝命以奇果赐给与会者,其他人领到后就纳入怀中,独有桓荣把奇果双手高捧而拜。光武帝对他的举止风度非常欣赏,笑着指他说:“此真儒生也。”自此愈见亲厚,后位至太子少傅、关内侯,食邑五千户。桓荣之所以仕途得意,不是他的才智过人,也不是由于他的功业建树,而是由于他具有敦厚朴质、礼让谦逊的儒者气象,符合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标准。

汉代理想人格的特征,还可以从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中见出。历来马、班并称,《史》、《汉》并举,但两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观念却大不相同,这是由于两人的个人条件和所处时代都不相同。司马迁生当西汉武帝朝,当时儒学只是初定于一尊;而班固生当东汉初叶,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确立不摇,纲常名教已成国宪,班固本人就是《白虎通义》的整理编撰者。班固曾批评司马迁“是非颇缪于圣人”,于正统儒家思想不尽相合。事实上,他们两人对理想人格看法的差异,正是由于班固是从名教的观念去看理想人格,而司马迁则不是。这种差别明显反映在对屈原的评价上。司马迁认为,屈原的“怨”是正常的、自然的,是应该肯定的,正如“劳苦倦极”必然会“呼天”,“疾痛惨怛”必然会“呼父母”,是人性的自然流露,屈原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”?他对屈原的人格和才能都作了极高评价,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这与他肯定“发愤著书”是一致的。班固却认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过高,他对屈原的批评,一是说屈原思想不合儒家“经义所载”,“责数怀王”,“忿怼不容”,有失事君之忠道。二是说屈原“露才扬己”,即不敦厚蕴藉。可见,班固的批评是从名教规范、从他的理想人格(也是汉代的社会理想人格)观念出发的。

这样,先秦及汉初那种思想的自由、才华的发越、个性的张扬,在按名教规范塑造出来的汉代“醇儒”身上见不到了。在名教的桎梏下,人的独立意志和个性受到压抑,形成了一种收敛型的人格。虽然在两汉,在人生道路和人格目标上,还有人作其他选择,但就主流而言,这种人格类型已成为全社会的理想人格,出现了一批按这种人格模型塑造的真醇儒和假“醇儒”。

西汉贡禹就是这样一个真醇儒,他81岁时,“血气衰竭,耳目不聪明”,仍忠于皇帝,不断上书言事,要求崇仁义,“贵孝悌,进真贤,举实廉”,放奸佞,绝郑声,节用爱民。元帝很赏识他的忠诚,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,评价他“有伯夷之廉,史鱼之直,守经据古,不阿当世”。这就是说,在他身上体现了名教风范。也出现了一些假“醇儒”。在他们身上,汉代社会理想人格的要求表面上都得到了体现,骨子里却另是一套,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就是一例。他少时家贫,牧猪海上,40余岁才开始学《春秋》,后拜为博士,逐渐爬上丞相高位。看起来,他似乎就是汉代理想人格的代表,事后母孝顺谨慎,后母死,还服丧三年。他忠于皇帝,得到武帝的充分信任;廉节俭朴,位至三公,还吃糙米,盖布被,表面上为人敦厚谦让。大臣汲黯攻击他位至三公,俸禄甚多,还盖布被,是欺世盗名,他却在武帝面前不为自己辩解,反夸汲黯对皇上忠诚。然而他为人“外宽内深”,在讨论国家大事时,他看武帝脸色行事,从不与皇帝争论;要他提建议,他只提出几种意见,自己不表示态度,让皇帝自己选择;他与大臣们商量好的意见,到了皇帝面前,见皇帝口风不对,就连忙见风转舵,迎合皇帝。有人与他有嫌隙,他表面若无其事,还与此人交好,暗地却设计陷害。大臣主父偃因他坑害而被杀,董仲舒也被他用计排挤到外地。可以说,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。但他伪装忠孝、敦厚、谦让、廉直,也可证明,这些正是汉统治者肯定的理想人格的特征。

在东汉末的黑暗政治中出现了一批富有气节之士,他们以道义气节自许,与代表最黑暗政治势力的外戚宦官集团作激烈的抗争,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慷慨赴死,以身殉道。他们眼见名教纲纪的衰颓,想挽狂澜于既倒,激浊扬清,振衰起弊。他们的领袖人物李膺就“高自标持,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”。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气节,他们的刚烈、矫激和锋芒,曾博得很多人的崇敬,但正是这刚烈、这矫激、这锋芒,意味着汉代的理想人格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,也是当时名教开始衰颓的一个重要标志。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,随着标榜名教的东汉王朝的垮台,理想人格也发生了新变化,“名教风范”也不得不逐渐让位于“魏晋风度”了。

谢邀@孤独的魔芋。

佛教中救他人于苦海之心称之为“悲”,一般指“慈悲”之心。“悯”指的是同情之心,一般是指对世间的苦难不轻视、不蔑视、不可怜从心灵深处来感同身受 。不是一般所说的怜悯之心。对悲悯之心的确没有准确的语言可以形容。一般来说要对众生受苦受痛的认识感同身受,如果对六道众生的痛苦认识得很深、很广,有了很强烈的体会,才容易生悲悯心。像我们这样的最多能生起怜悯之心 ,离悲悯的情怀还差了很远。且悲悯之心教是教不会的,也不可能去学习的到,估计你越是想做悲悯情怀就离他越远。 我在一遍文章中看到过对“悲悯之心”的感受感同身受摘抄几句:“世上有种最温柔也最具震撼力的东西,那就是一一悲悯。 不知该怎么形容这种情感,它是那么的旷世,仿佛来自天上的水;它又是那么的尘世,伴着人的血脉不息运行。它是上天在人的灵魂中植下的一方净土,培育纯净而慈悲的花朵。” 我们还可以参考《楞伽经 》中智者对悲心的证悟 :世间离生灭,犹如虚空华。 智不得有无(相当于《金刚经》中的“空”与“色”),而兴大悲心。 一切法如幻,远离于心识。 智不得有无,而兴大悲心。 远离于断常,世间恒如梦。 智不得有无,而兴大悲心。 知人法无我,烦恼及尔焰。 常清净无相,而兴大悲心。 一切无涅槃,无有涅槃佛。 无有佛涅槃,远离觉所觉。 若有若无有,是二悉俱离。 牟尼寂静观,是则远离生。 是名为不取,今世后世净。 《维摩诘经》中说:“若菩萨欲得净土,当净其心;随其心净,则佛土净。